当冬日的阳光透过教学楼的玻璃窗，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时，讲台上，马文蔚纪念馆馆长史志刚老师正展开一幅放大的人民币票样，“中国人民银行”六个遒劲有力的魏碑体大字，像一道穿越时空的文化密码，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。这场以“马文蔚”为主题的讲座，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百年文化长河的大门。

第一日的讲座，于我而言，更像是一次灵魂地图的悄然铺展。讲座的主题人物马文蔚先生，对于我最初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。直到史馆长走向讲台，用一种近乎私语的声音开始了讲述。史馆长先是讲述了我们学校与金融界的渊源，以及山西人与中国金融的渊源，由此引出马文蔚先生对金融的影响。先生的一生，并非以雷霆万钧的功业著称于世，而是涓涓细流，浸润着文化与教育的土壤。史馆长的话语，将马文蔚先生早年负笈求索、中年埋首学术、晚年提携后进的轨迹娓娓道来。最让我震撼的，是他对于“学问”的界定。他说，学问的真谛，不在装饰门庭，而是“培育心魂的根骨”。回想自己数十载寒窗，知识常被简化为分数与阶梯，而先生却说，那是关乎灵魂形状的雕琢。他谈及文化传承，用的词是“接脉”——仿佛文明是一条浩荡而隐秘的河流，每一代人都是渡河者，也应是续流者。他认为，文字绝非冰冷的符号，而是一个民族心跳的节律，是文明血脉流淌的载体；文化传承乃是“以生命点亮生命，以灵魂唤醒灵魂”的修行。这“点亮”与“唤醒”，仿佛一道光，倏然照进了我因惯常学习而有些板结的心田，先生说，我们要以“独立之精神”为骨，以“朴诚之操守”为血。

史馆长讲道，山西人在金融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例如中国人民银行，它是人民币的发行机构，也是各银行的领导机构，它的创始行长是山西省洪洞县的南汉宸先生，副行长也是山西人。而人民币票面上的汉字、面额、数字都是马文蔚先生所书写的，粮票上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”这一行字是贾鸿勋先生写的。由此可见，山西人在金融管理与货币设计这两方面的贡献非常之大。

带着这份尚未完全消化的震撼与思索，第二日，我走进了马文蔚纪念馆。如果说昨日的讲座是“听其言”，那么今日的参观便是“观其行”“感其境”。场馆虽然不大，但它的庄重肃穆顷刻包裹了我。馆内陈设质朴，先生的手稿、旧照、用过的物品等，安静地躺在玻璃橱窗后。没有炫目的光环，只有岁月摩挲过的痕迹。其中，我被一沓整齐的手稿深深吸引，纸页已然泛黄，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笔迹，犹如一场静默而激烈的思维战场。我仿佛能看见，无数个深夜，先生就伏在那张旧书桌上，为一处译名的精准，为一个概念的传达，而反复推敲，精益求精。先生这份“心无旁骛”与“反复斟酌”，于我这样容易在新鲜信息海洋中迷失方向的大一新生而言，不啻为一剂清醒的良药。

在场馆的右端，有一个和照片一比一复刻的展现马文蔚外形外貌与书写行为的“雕像”，它还原得栩栩如生，我仿佛能看见他眉宇间的凝思，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，那声音里，有困惑的徘徊，有顿悟的欣喜，更有一种不为外物所移的沉静力量。这份沉静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具冲击力，它无声地言说着：文化的薪火，往往就是在这样寂寞的案头，一灯如豆，接力相传。

在展馆的最后，摆放着人民币的第二套至第五套，以及纪念币，马文蔚先生为其题写的“中国人民银行”字样被沿用至今，这一跨越数十年、历经多版货币设计更迭仍被保留的细节，展现出的不仅是个人书法技艺的高度，更是将艺术创造与国家命运相联结的文化自觉，以及用极致专业精神服务社会的匠人品格。马老的作品超越个人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，这正是“以艺载道”的生动体现——在最严谨的货币载体上，留下了兼具民族气韵与现代精神的永恒印记。

我曾记得，在一张纸条上，先生抄录了《道德经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”但他又在旁边加了一句自己的批注：“然微物可见精神，点滴能映山河。”在这一刻，这座纪念馆存在的意义瞬间显现：它不是在展示一个人的丰功伟绩，而是在通过最朴素的日常之物，还原一种精神存在的样态。那只皮包，那顶帽子，那些写满批注的书…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神宇宙，而馆长用几十年的时间，成为了这个宇宙的守护者。

两日的学习，从抽象的理念到具象的实物，从澎湃的聆听到静默的凝视，马文蔚先生于我，完成了一次从“历史人物”到“精神师长”的深度过滤。我忽然明白了大学第一课的意义——它不在急于教会我们某种技能，而在于为我们树立一种精神的坐标，一种生命的范式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